广东书法院院长：李远东（左）佛山市老庄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：钟豪亮（右）
方人定（1901—1975年），现代著名书画家。幼名四钦，复名士钦，广东中山市沙溪人。历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美术部教授、广东画院副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、广州市政协常委等。他的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届美展，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沈阳美术馆、广州美术馆等收藏。著有《方人定画集》。
方人定：革故鼎新再造国画
方人定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中的重要人物，是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。2011年，方人定110周年诞辰纪念画展在广东画院举行，方人定的作品再次进入当代人的视野，并引起广泛共鸣。岭南文史学者黄乔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方人定对中国画的最大贡献，在于其一生探索不断，崇尚革故鼎新，他敢于否定，勇于创造，因此为世人留下诸多佳作，也留下了见解独到的画论。
海南沉香笔筒（老庄藏）
弃法从艺方人定原名士钦，1901年出生于广东香山沙溪一个华侨家庭。他在六兄弟中排行第四，三个哥哥都在美国旧金山当劳工，节衣缩食寄钱回来，供方人定读书。方人定也很争气，20岁时他考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，兄弟们希望他能够当上法官。1924年，方人定考入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，但读至毕业而面临就业时，他突然感到当法官不符合自己个性和爱好，他说：“法者，威民之具，民不畏死，而约以绳墨，非至治之道。身游法中，非有我也。”遂将所有法律课本、笔记、资料书籍付之一炬，而立志献身艺术，绝不回头！
海南沉香笔筒（老庄藏）
方人定自谓其青年时代“沉迷词章之学”，后来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，知道文章也要革命，遂抛弃此业。他选择了以绘画作为终身职业，从15岁始，方人定就开始临摹古画，1923年，还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时，课余到高剑父开办的春睡画院习画。立志从艺后，他专门跟高剑父学画6年。
杨柳岸晓风残月岭南画派画家，艺术观点不尽相同，即使高剑父、高奇峰兄弟间也有分歧。方人定画人物是受高奇峰启发，而且是反面的启发。高奇峰有《晓风残月》一帧，画一只苍鹭横飞，背景是残月衰柳。方人定睹此画作，想起柳永的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名句，他认为这幅画假如画一个人来表现，即使是古人，也比画花鸟更有诗意。从那时起，他认定国画的前途应以人物画为主。
方人定认为，在与他同样年龄的国画家中专画人物画的极少。他曾说：中国古典诗词都是以描写人事为主，绘画也应如诗词一样以人事为主。可惜中国画的人物画自宋以后，画的人渐少，尤其是文人画兴起后，以笔墨淋漓的花鸟画枯木竹石之类为主，几百年来人物画法几乎中断，许多专攻此道者觉得困难。
海南沉香笔筒（老庄藏）
方人定还认为，在旧社会，画家以卖画为生，画一幅人物画工作过程复杂，时间很长，而鉴藏家又不喜欢收购，所以没有人从事此道。方人定后来自我总结，他是靠外汇为生，不急于卖画，所以有时间来画。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现代人物，除了以线条为主外，色彩也极丰富，变化多样。
取西洋画、日本画之长从高剑父学艺5年后，方人定于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，历时6年。他先后在川端画校、骏河台绘画研究所、日本美术学校，专攻西洋画，学习人体素描，以便为画人物打好基础。在日本，他还研究了日本画及日本绘画史，知道日本画本来就是中国画，明治维新之后，苍江觉三、菱田春草等去巴黎考察美术，回国后创办东京美术学校，提倡吸收西洋画之长处，改革日本画，因而才有近六七十年来的日本画风。
海南沉香笔筒（老庄藏）
方人定向日本的艺术家们学习，然后将中国画、西洋画和日本画的艺术方法熔为一炉。虽然日本画吸收了西洋画方法，但方人定认为日本画的行笔线条比不上国画，于是极力研究国画传统的人物十八描，反复练习，所以他的人物画中，线条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再造”新国画早在1927年，方人定的作品即参加过比利时万国博览会并获得金奖。从日本回国后，方人定于1937年以抗战为题材作国画共50幅，并于次年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，他在画展前言中写道：“梁任公题陆放翁诗集诗：‘诗道千年靡靡风，兵魂消尽国魂空。集中十九从军乐，亘古男儿一放翁。’国画都是些剩水残山，翎毛花卉，亦画道千年靡靡风也。余今以抗战为题材，炮火连天，庶无靡靡之风欤？”意欲振兴颓靡的国画。
海南沉香笔筒（老庄藏）
方人定本欲到大后方去，但结果“走错了路”。1939年，他开始游历美国，参加金门博览会美术展，并在旧金山、洛杉矶、纽约等地举办个展。1941年，方人定从美国归来，在香港组织再造社，提倡国画改革。
他希望与再造社同仁一起，在艺术发展道路上，有更广阔开放的艺术观念，有突破现有艺术的独创精神，“再造”新国画，扩大现代人物画规模。他认为，面临抗战烽火，对大自然景色、鱼虫鸟兽状态的关怀，远不如反映人、反映民族生存状况重要。
海南沉香笔筒（老庄藏）
“每天浪费多张宣纸”抗战胜利后，方人定从香港回到广州，曾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、国画系主任。1949年后，他历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美术部教授、广东画院副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常务理事、广州市政协常委等职。方人定晚年，也时常感觉痛苦，他曾在一份自传中写道，“终以未能描写重大题材，没有突出政治而写作为憾”。他以书法慰晚年，却自谦“每天浪费多张宣纸”。
从1953年直至“文革”，方人定主持“广州国画座谈会”。除“反右”时暂停外，每月一次，从未间断。该座谈会强调不分派别、无门户之见，有时参加者多达五六十人，成为一时美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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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3月，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成立，原拟安排方人定担任副主席，方人定坚辞，反而推举自己曾经的论敌卢振寰当副主席，自己只担任理事。广州成立文史馆，安置一批名流。有人建议让方人定的爱人到该馆任职，方人定却说，还有一批画家工作生活无着落，比自己家困难得多，应该把名额让给他们。直到方人定于1975年逝世，他的妻子才进了广州市文史馆。
学者型的画家——方人定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是广东美术界一个异常活跃的时期：1922年4月26日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的成立，将西洋画作为学校的主要科目，并将美术史作为必修课，一改私塾师傅带徒弟的单一教育模式：留欧、留日学生的回归，带回了新的思潮新的技法；各路精英思想火花的碰撞，都为广东画坛注入了一股勃勃生机，其中的“方黄之论”便是其中精彩的一场辩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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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方黄之论”中的“方”指方人定。1926年，25岁的方人定写了篇《新国画与旧国画》的文章发表于《国民新闻》报上，提倡国画革命，主张写生，主张“折衷东西”，把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的长处“一炉而冶”，批评旧国画的因循守旧，逃避人生。文章是高剑父授意写的，代表了以高剑父、高奇峯、陈树人为首的“折衷派”(岭南派)的观点。因而方人定还有折衷派“宣传部长”之称。
文章在岭南画坛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当时的另一个美术社团“国画研究会”认为方人定文章的矛头是针对他们，年少气盛的黄般若立即起来应战，一来一往，在报上你一篇我一篇，持续了约有半年的时间。双方通过文章的辩论，对中国画的前途命运都作了思考，都有了新的认识，对广东画坛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方人定于1921年至1926年，先后攻读并毕业于广州法政学校和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，这样的学历，完全可以顺利地通向官场。但他并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而是在就读法官课程的同时，就进入春睡画院“春睡”，作起了画家的梦，从高剑父学画六年，又于1929年至1935年间，两次东渡日本，主攻人物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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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绝对地说，国画中的人物画创作，要比其他科目，比如山水花鸟难，画得好的花鸟山水同样不易，但人物画的创作，确实要顾及的因素比其他科目来得多一些，比如主题。纵观方人定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，画得好的都是带有主题性的创作，如作于1932年的《归猎》。《归猎》的构图颇具匠心，画面的主角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狗和人物手中的猎物，而把认为不必要的人物的上半身完全舍去，这样的处理完全是出于主题的需要。
画面色彩浓烈，技法带有较重的日本味。
作于1955年的《早晨》、1956年的《伺养员》、1959年的《最坚强的人》和1963年的《华侨农场所见》、《旱年不旱》等，是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题材。有的作家和画家，五十年代后基本创作不出作品，或者非常痛苦地写出和画出些与其原来水平相差甚远的、言不由衷的作品，而方人定似乎就少一些这类痛苦，也许和他学法律有关，感情倾向较入世，从二、三十年代开始的创作，他就主张面向生活、反映生活，这似乎和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不谋而合。从他的一贯创作中，也可看到，主题性的创作，同样可以创作出永恒的好作品。
论方人定其人其画著名画家方人定，像他这样在画坛中默默耕耘半个世纪而作出贡献的画家，值得人们怀念和尊重。我认识方人定四十年，解放前高剑父主持广州艺专时我们曾共教于该校，解放后在华南文艺学院也是同事，既是挚友又是邻居。三十多年来日夕相处，谈艺论画，我作为后辈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，因此有关老方的为人及其艺术我是比较了解的，概括地说方人定不愧为我国当代人格高尚出色的画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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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一生苦心追求艺术，早年曾毕业于法政学校；由于淡薄功名利禄，决心弃官从艺，即使碰到什么生活困难也动摇不了他向往艺术的意志，故半个世纪以来历尽人生沧桑，不求名利而专心致力国画创作。在当时陈陈相因风气的画坛里，他以大胆革新的面目出现，不遗余力进行中国画的改革。二十年代末期他曾学画于高剑父门下，是岭南派最早弟子之一。三十年代初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画，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精神影响，回国后又值新文化运动兴起，于是老方不怕别人攻击，致力中国画的改革更具有信心了。
他主张要有分析地学习传统精华，而又不排斥吸收西洋绘画的长处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革新，他是这样想的，也这样本着这个宗旨进行艺术实践。他极力反对当时流行的“四王”遗风，而主张绘画要赋予时代精神，要有作者的独特性，故在研究传统绘画的同时，更多着重面向社会生活和各方面的修养，所以在他归国后时值“八一三”事变进而抗日战争开始，国家的命运、人民的苦难，激发起画家炽热的感情，于是他挥动画笔写出大量反映当时人民遭受灾难生活的画幅，如“雪夜逃难”、“战后的悲哀”、“行行重行行”和“大旱之年”等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，表达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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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画作在三十年代出现是罕见的，故曾引起人们注目，议论纷纭。攻击者有之，称赞者有之，这对老方来说是不重要的，他不为攻击者所赫倒，又不受那些赞美之词而飘飘然，只是下定决心闯自己的路子。解放以后方人定曾负责国画座谈会的工作，他打破门户之见，团结广州的国画家，定期学习研究，观摩作品并经常深入生活进行写生，为开创中国画新风做了大量工作。广东画院成立后任命为副院长。
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，方人定有了明确指导思想，其创作更为旺盛，可说是他的黄金时代，作品风格更加鲜明，如果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，那么建国以后的新生活促使老方画风的转变，在他画面出现的不是那些沉郁的气氛，而是充满欢乐高昂的景象。赞美劳动人民的幸福，颂扬美好的新事物，由衷的热爱祖国，热爱新生活，因而他的作品更具时代精神。如五十年代所作的“劳动之后”，“饮马”两画，通过生活侧面写出劳动的愉快，他并不着意描绘劳动过程，而表现休息的瞬间，这种诗情画意境界，给人以联想而更富艺术感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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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早年不旱”一画也是异曲同工，深刻地反映出人定胜天，而不是过去所写的“大早之年”的人物站在田野上听天由命。虽然同是写早年，但他却反映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。当时老方虽人花甲之年，他仍孜孜不倦的努力学习，精益求精，并经常重视深入生活，我曾与他一起打着背包到过平沙农场、新会乡村和东莞的灾区。他的画来源于生活，绘画的形象出于内心感情，即令到中山纪念堂听完四川残疾人的音乐会后，他受到极大感动而挥毫写出“最坚强的人”的画幅，这一女演员的形象给人以美感和力量，他借演唱形态，目的是赞美这残废军人美好的心灵。
1960年所作的“耕罢”一画，也是一幅成功的作品，作者也以细致笔调刻划正在耕罢休息中的水牛形象，一只雄鸡在牛背上振翅飞动，这种现象在农村中常见到的，然而作家以平凡的事物生动地反映农村的生活，画面朴素无华而耐人寻味，这样的表现手法可谓无声胜有声。画展中令人触目的是“琵琶行”和“西厢记”两组画。方人定以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反复推敲才完成这两组画作。每个画面都体现出作者呕心呖血。从经营位置到线条运用以及色彩的渲染都十分讲究，富于诗情画意：也可以说是无声的诗。这样高的艺术技巧特别优美而有力的线条，在当前表现历史题材人物画方面是少见的，应该说是老方的力作。他不仅在绘画方面取得很大成就，而且对书法、诗词造诣甚深。方人定兄的艺术之高超为人所公认，但画格离不开人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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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言道：画如其人。对方人定来说更是如此。在旧社会方老一向清高淡薄，从不阿谀谄媚，不拜倒达官贵人门下。
我在一九四六年在广州看他的个展时，作品全部非卖，即使有人求他卖画也遭拒绝。解放后生活安定得到较好的创作条件，更无所求，只有埋头创作。
他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展出后，国家美术馆拟收藏他的作品，虽然报酬极少，但他却乐意接受，作为国家和人民对他最好的奖赏并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，这充分显示出方老品德的高尚。他生前最讨厌那些以艺术作为手段而求名谋利出风头的无耻之徒。
而对一些有志致力于艺术的青年却十分热情相待，毫无保留的将其画艺经验传给后学。他不但教画且首先教人。这种严肃认真诲人不倦的精神为人所感动永不忘怀，所以他去世后人们深深怀念他。
我作为老方的挚友，为了对他的尊敬，每年清明时节我总是默默地在他骨灰盒前行礼，献上一束花表示对这位甘为孺子牛的画家的敬意。
海南沉香笔筒（老庄藏）
这位可敬画家虽然已经去世了，然而他的艺术和他的品德是永垂不朽的。更令人感动的是，他生前没有得到什么名利，其作品也很少受到颂扬，但在临终前，他还郑重的叮嘱夫人千万不能将他的画出卖和散失，全部作品要交给国家保存。人民扶养画家成长，画家的作品归于人民。
这样高尚的人格是何等的伟大啊！老方死后可谓两袖清风，留下唯一是两箱数以百计的画卷，这不是比什么财产更为宝贵吗？人民的画家，他的精神永生，文采风流今尚存。相信人定兄在九泉之下亦感到安慰。